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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我說大學“特色”的養成

    發布時間: 2016-12-01      訪問次數: 144

     

    我說大學“特色”的養成

  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北京大學 楊承運

    何謂特色?我這里說的首先是“大學特色”,不全是“辦學特色”。大學特色是涵蓋著教育思想理念和辦學運作經辦兩個方面的;兩者是互為依存的,但是不宜完全混同。也就是說:大學特色不全同于辦學特色。兩者是相通會、相共融,但又是不同層面上的概念。

    大學特色,可以類比于“精神”、“個性”、“思想”、“理念”等方面;辦學特色,自然是“思想”、“理念”方面的體現,而較多地是在“推行”、“運作”、“管理”、“機制”等方面予以表現。大學精神總體上是反映出自己的大學特色的,當然,也涵蓋著辦學特色!進一步說,前者是內在的,長期積淀的;后者是建立在:設想、規劃、構架、策劃、運行等方面的;它的最終結果是凝練出一種個性和風格來,閃現出精神和光彩來——這就是“大學特色”。

    說到特色的“形成”,我以為,教育思想的取奪是首要的,由此而興之的就是辦學的思想和理念。這才是辦校、興校的根本。

    為什么?因為關于教育這幾年我們聽到了不少聲音,有的還是頗有影響的。比如:“教育產業化”,“教育市場化”,“教育要拉動內需”,“要抓住教育大發展的商機”,以及幾乎類于商場的“學生就是上帝——他(她)們要什么就得給他們什么”……

    我們說,教育是上層建筑,但是,它更是“人學”,是培養人的藝術和科學,而不是“工具學”。正如夸美紐斯所說:“只有受過恰當教育之后,人才能成為一個人。”(夸美紐斯《大教學論》)。而教育的總體目標是為了全社會,即辦所謂“人民的教育”。我們最近總是強調的“辦人民滿意的教育”,大概就是這個意思。南開大學的老校長張伯苓先生說過:“欲改革國家,必先改革個人;如何改革個人?唯一方法,厥為教育。”就把這一點說得很透徹、很明白。

    那么,怎樣辦好人民的教育呢?我認為一定要從“人的教育”入手,而不是其他。所謂“螺絲釘”教育、“馴服工具”教育,那只是一個時代的需要,從某種程度上說,那是對于教育的曲解。

    北京大學老校長蔡元培先生說過:“教育者,養成人格之事業也。使之僅僅為灌輸知識、練習技能之作用,而不貫之以理想,則是機械之教育,非所以施于人類也。”愛因斯坦(18791955)也說過意思很相近、但是更為尖刻的話:“學生必須獲得對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鮮明的辨別力。否則,他——連同他的專業知識——就更像一只受過很好訓練的狗,而不像一個和諧發展的人。”請注意,他們談到的教育是“養成人格”和“貫之以理想”,是“美和道德上的善”、“和諧發展的人”。

    我國老一輩的教育家們不乏此類論述。“古今中外,一切教育,(包括大學教育),均須從‘修己’開始。”(梅貽琦)“中國教育之兩大需要:一為發達學生之自創心;一為強學生之遵從紀律心。”(張伯苓)“教育的本旨原來如此,養成能力,養成習慣,使學生終身以之。”(葉圣陶)可見,教育的主旨是絕不能忘、更不能錯的。教育主旨定矣,辦學思想可成。而辦學思想和理念,則是形成辦學特色的前提。

    北京大學的“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早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了。它造就了北京大學的精神和風格,這正是元培先生的教育“養成人格”為思想前導的必然:辜鴻銘是保守主義者,梁漱溟沒有學歷文憑,李大釗是共產黨黨員……蔡先生的標準是:“我對于各家學說,依各國大學通例,循思想自由原則,兼容并包。無論何種學派,茍其言之成理,持之有故,尚未達自然淘汰之命運,即使彼此相反,也聽他們自由發展。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,不是絕對的:所以每一學科的教員,即使主張不同,若都是‘言之成理、持之有故’的,就讓他們并存,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余地。”在“兼容并包”的辦學理念下,孑民先生主張并推行:(1)“美育代宗教”,設美術、音樂研究所,書法會、畫法會;(2)“文理是不能分科的”,調整科系、課程,擴充文理;(3)寬嚴相濟,整頓教風和教師隊伍。

    不用多說,正是“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余地”造就了北大的“博學審問,慎思明辯”(傳統的北大校訓)的作風。在逆境的時候,梁漱溟先生所表現出來的“獨立思考和表里如一,無所畏懼,一切聽其自然發展”也是北大師生的精神、品格的一個生動寫照。

    正因為如此,才構建出北大的辦學理念,孕育了北大崇尚學術、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風格。

    1915年任教北大、曾任北大教務長、建國后出任北大第一任校長的馬寅初先生對此也有詮釋:“回憶母校自蔡先生執掌校政以來,力圖改革,五四運動,打倒賣國賊,作人民思想之先導。此種雖斧鉞加身毫無顧忌之精神,國家可滅亡,而此精神當永久不死。然既有精神,必有主義,所謂北大主義者,即犧牲主義也。服務于國家社會,不顧一己之私利,勇敢直前,已達其至高之鵠的。”

    清華大學老校長梅貽琦先生說得好:“對于校局,則以為應追隨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的態度,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。昔日之所謂新舊,今日之所謂左右,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,情況正同。此昔日之北大之所以為北大,而將來之為清華,正應于此注意也。”(梅貽琦,1945年)

    作為兩岸清華大學的校長,梅貽琦先生的辦學思想也是很有特色的。他主張:(1)設學系要考慮人才的“供”與社會需要的“求”能否“洽合”,如果不能洽合,則不惜“變更常規”,“求所以應社會之需要也”;(2)清華各系均應培養具有“通識”的“通才”;(3)在學術研究方面,應向高、深、專、精方面去做;(4)“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,全在于有沒有好教授”——“大樓者,非謂有大樓之謂也”。正是這樣的辦學思想理念才形成了今天清華大學的務實專精、力行求效的風格。

    我們的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早年求學并畢業于清華大學,在北大從教60年。他談到兩個學校的風格時說:“肯定不一樣,這并不奇怪,就好比李白和杜甫是兩個好朋友,但卻風格迥異。”“兩校風格的不同來自其基礎的差異。清華1911年建,受當時資本主義的影響深些,而北大從國子監到大學堂,一直是全國的最高學府,對傳統文化的稟承使得北大文化積淀深厚,缺點就是封建的東西多了點。清華的特點是清新俊逸,北大的特點是深厚凝重。要比的話,清華就像李白,北大好比杜甫。”

    在這里,尊敬的老先生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大學精神、大學特色的“參考坐標”,那就是“基礎”、“積淀”。

    我們回到“辦學特色”的主題上來說,在《普通高校本科教學工作水平評估指標和等級標準》中,有“特色項目”一項。從指標導向的層面上來講,這可不是為了“立項”。有這個特色的“項目”之說,是為了讓參評院校系統地回顧辦學歷程,認真地提煉辦學思想,以避免千校一面,萬眾趨同。也就是說:要在教育思想匡正的大前提下“明確辦學思想”、“落實學校定位”、“對準學科建設”、“推動教學改革”、“加強教學管理”、“落實辦學舉措”、“營造校園氛圍”等方面下功夫,好把學校辦成一個特色突出(有自己的個性和強勢)的大學。

    從學校方面來看,由于“辦學特色”的“一票權威”地位,不少學校費盡了心思,大討論,找依據,狠挖掘,理文字,辛苦得很!切望以此來確保學校被評估的理想成績。

    我想,辦學特色就是不同院校的個性表現,因此,各院校的不同就是必然的了,也是我們所應該期待的了——大而言之,這是社會需求使然。

    對于辦學時間很長的院校,自然會經過多年積淀而形成自己的辦學特色。但問題是如果墨守特色,而不求新進,那這種“墨特而不求新”就堪憂了。

    對于專業性很強的單科院校,其行業和學科的強勢往往即可成“特”。但是在生源大擴招、熱門專業急上馬、千軍萬馬求全又奔大的情況下,怎樣保持原有的學科特色,合理構架新老學科、專業,就成了大問題。“趨熱而不維特”,那損失可就大了。

    對于建校時間不長的院校,可能“無特即為特”。但他們生氣勃勃,充滿活力,有一股團結奉獻、以發展求生存的精神和氣魄,這是非常可貴的。我們都要十分珍惜它。學校要做到審時度勢明大局,準確定位和合理面向,科學構架學科和專業,可能這就是當前最首要的任務了。

    而且,各學校都有自己的辦學經歷:分合、遷校、改制、更屬、擴大、升格、換名、兩地、多園、二院……還有,各種關系,中央、地方、教界、學壇、商家、輿論、家長……都是學校要多方關注的。無需質疑,這些關系和因素也必是影響和制約著我們辦學特色的構建,因此我們也要認真分析和對待的。

    我以為,在考慮辦學特色這一項的時候,最好還是從學校的辦學歷程、學科優勢和專業建設、教學內容和教學體系改革等方面多下功夫,找出自己的亮點,看到相比的不足。不宜刻意追求,但要有意積累;不要只忙應對,但需持續積淀;不能忽視新芽,但求老樹新發;不計一時之功,但多凝練取精。

    “教育思想必與其所處時代之思想相共進行。”(蔣夢麟)這話在今天看來也是非常適時的。曾經代理北大校長、后任臺灣大學校長的傅斯年先生就明確反對一切都是為了升學的“層層的過渡教育”,他說:“教育成了變相的科舉,是不能建近代型的國家的。”(傅斯年,1950)他還反對“資格教育”,說“外表很可觀,內容空空洞洞。”“這究竟目的在學業還在資格?”這同元培先生所說的對于大學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,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。”(蔡元培,1918)不都是同樣也可以看做是對我們今天教育的一個警示嗎?

    我們要在教育改革前進的大前提下,重溫孑民先生的話:教育界中所不可缺之理想,大要如下:“一曰調和之世界觀與人生觀”;“二曰擔負將來之文化”;“三曰獨立不懼之精神”;“四曰安貧樂道之志趣”。“夫以當今物質文明之當王,拜金主義之盛行,上述諸義,幾何不被目為迂闊,然教育指導社會,而非隨逐社會者也,則烏得不于是加之意焉。”(《1900年以來教育之進步》,蔡元培手稿,1915年)

    最后,我們一定會想到的,校訓在凝聚師生員工的作用,它是辦學思想和理念的概括和凝練,是鼓勵和號召教師們潛心學術、嚴謹執教,學子們立志求真、成人成才的旗幟,自然也是學校辦學特色的表征和追求的理想境界。

     請看:

     北京大學:博學審問,慎思明辯。

     清華大學:自強不息,厚德載物。

     南開大學:允公允能,日新月異。

     北京師范大學:學為人師,行為世范。

     中山大學:勤慎誠恕。

     南京大學:誠樸雄偉,勵學敦行。

     湖南大學:實事求是,敢為人先。

     復旦大學:博學而篤志,切問而近思。

     廈門大學:自強不息,止于至善。

     哈佛大學:吾愛吾師,吾更愛真理(“與柏拉圖為友,與亞里斯多德為友,更重要的是,要與真理為友!”)。

      耶魯大學:真理和光明。

      斯坦福大學:愿學術自由之風勁吹。

      普林斯頓大學:普林斯頓—為國家服務,為世界服務。

   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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